又加上法官作为国家官僚地位的日益增强，他们被置于一种来自社会的不恰当的非难或称赞的地位，从而使司法的无社会性达到了顶点。

但是，关于公共福祉的概念如何界定，由谁来界定向来受到广泛质疑。人肉搜索的滥用往往表现为参与者通过各种途径搜索他人信息，并将所知晓的信息公布于网络供其他网友识别、采用以最终锁定搜索对象。

在大多数的国家中，自由所受到的束缚、侵犯或摧残往往超过宪法所规定的范围，所以还是应该谈谈特别法，因为特别法在每种政制下，对每个国家所可能接受的自由原则，能够起支持作用，也能够起摧残作用。因此，无论人肉搜索的初衷是站在多么高的道德制高点上，一旦被滥用就会蜕变成网络暴力，异化了的人肉搜索，只是在言论自由幌子下的群体性违法行为而已。{11}(5)借鉴德国立法经验，通过规范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来促使其尽到注意义务来降低言论自由被滥用的风险。【参考文献】{1]徐源．网络舆论暴力的意识形态解析—由人肉搜索引发的些许思考[J]．公共管理，2009,(3).{2}季卫东．戴维·凯斯瑞．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现实[A]．许章润．清华法学［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62,{3}〔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83.{4}［美］欧文·M·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M]．刘擎，殷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3.{5}邢璐．德国网络言论自由保护与立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德国研究，2006,(3).{6}龙显雷．谈美国宪政下的言论自由—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历史分析[J]．法商研究，1997,(2).{7}程洁．美国言论自由的限度[J]．环球法律评论，2009,(3).{8}高铭暄，张杰．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一{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88.{10}李忠．因特网与言论自由的保护[J]．法学论坛，2002,(1).{11}苏力．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J]．法学研究，1996,(3). 进入专题： 人肉搜索 言论自由 。与事后审查原则相对的是事前抑制原则，但对言论自由的任何事前的审查和限制，不仅会对言论自由产生一种强烈的抑止效果，而且由于这种抑制在性质上往往基于广泛的预测，所以很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

而对广义言论，包括具有言论属性的行为，则按照宪法修正案第14条的相对主义思路界定自由的范围。结果，联邦法院法官以政府想以此对传播印刷品或广播严厉的方式来规范网络内容，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为由裁决该条例无效。在这个时代里面，‘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

即法制统一并非要求立法权集中行使或者将国家立法权限定在制定法律的权限范围内，而是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种统一，即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是它的表现，而且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17}。戚渊教授认为，从广义上理解，立法权是指所有的行使立法的权力，即所有创制、认可、修改、废止法规范和法规则的权力，从狭义上理解，立法权是指立法机关（议会或其他代议机构）行使的创制、认可、修改或废止法规范的权力。二是《立法法》中确立的相关原则和机制，如不抵触原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以及部门规章同地方性法规冲突时相应的裁决机制等。考虑到我国历史、地理、民族及经济社会发展等特殊情况，《立法法》在地方立法权配置方面实行差别对待，即赋予特别行政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以及经济特区等特殊的地方立法权，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做法有效地解决了相关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作用：一方面以立法变通权为基本内容的特殊地方立法权在对中央立法作出变通性规定时，无形中也就必然会损害到中央立法的权威或法制的统一性，并在许多情况下引发法律冲突

{4}并且，无论法制观念如何普及和深入，都有发动这种强制性权力的必要。{14}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危机或紧急状态下的政府不可能是立宪政府，{15}因为那些在危急时刻不能诉诸独裁的共和国一般将在严重情况发生时归于毁灭。

因此，作为紧急状态应对措施的即时强制，其功能就不仅限于即时设定义务，即时设定权利也是应对危机的必要选择，当然，这里的设定并非意指权力赋予或派生权利，而是意指行政权积极帮助实现权利，如在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时组织营救受害人，疏离安置受威胁人员，救助治疗危重病人，迅速恢复供水、供电、供暖、交通等公共产品的提供。[13]这在近年来政府应对非典、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汶川地震、乌鲁木齐7·5事件等紧急状态时有明显表现。{9}手段优先于目的，形式正义获得更强的指导性和约束力，对一般强制的正当性判断就转化为对其合法性判断，也就是合乎规范性判断，因此，为维护社会相对稳定状态，必须对一般强制进行严格的规范限制，而一般强制也必须遵循规范限制，确保一般强制的确定性和可预测行。[6]我国早在民国就已在行政法教科书中提到了即时强制，如范杨在《行政法总论》中论述了直接强制与警察上之即时强制相似实而大有不同：警察上之即时强制，非所以强制既成义务之履行，乃直接因警察上之必要，以实力侵害人民之自由财产。

3．并列说，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并列的行政强制行为。当然，即时强制在突破法定时应坚持穷尽原则，即只有法内的即时强制措施已不足以应对社会紧急状态时，方可实施法外即时强制措施，且实施机关负有事后说明理由并接受审判机关和立法机关审查的义务，以防止行政机关借口紧急状态将即时强制异化为法外的侵权工具。其次，一般强制以形式合法性为准则，其以相对人有阻碍行政程序顺利进行之行为或可能为适用前提，只具有限制性功能，所能限制的权利种类和程度也必须符合规则内容，以规则的工具性来确保常态下市民社会的自治与独立。由此可见，权利是个人在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必要条件，权力则是这一社会共同体存续的前提，权利是权力的合法来源和目的，权力是实现和保障权利的工具。

[3]二、紧急状态下行政强制措施的模式：即时强制即时强制最初在德国由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直接强制演变而来，在普鲁士高等行政法院的裁判下，原本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执行方式的直接强制被转借成为无须行政处分之强制执行，进而将直接强制规定为一种涵盖执行行政处分的直接强制与无须行政处分并履行法定告诫程序的直接强制两种行政强制行为。[3]模式是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经验分析后予以高度抽象而形成的抽象概念，并非是以具体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之中，其目的不是单纯拷贝社会现实，而是作为比较和衡量社会现实的手段，成为引导人们达成认识社会现实的指示器。

另一方面，一些必要社会管理活动因缺乏有效强制手段支撑而无法实现管理预期或降低管理绩效。在易受冲击的核心机关和单位附近设置临时警戒线等措施。

[5]而且紧急状态下行政权的扩张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向其他权力领域扩张，表现在水平方向上的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部分权能向行政权转移，以及垂直方向上的地方行政权的部分权能转移到中央行政机关。应该说，越是尊重基本人权、法治健全和完善的社会，越是有必要发动这种强制权力，以保护大多数国民的人权不受侵害，保障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有条不紊。或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直接强制，如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直接的强制措施。4．即时强制说，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授权的组织，为了预防或制止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危险状态以及不利后果，或者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予以强行限制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也被称为即时强制。[14]在此问题上，即便自由主义理论大师洛克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事情非法律所能规定，这些事情必须交由握有执行权的人自由裁量，由他根据公众福利和利益的要求来处理。发展的趋势和波及的范围也无法凭借有限的信息和成熟的经验在有限时间内作出准确的预判。

此外，从动态角度来看，紧急状态遵循从微观紧急状态到中观紧急状态再到宏观紧急状态的发展过程。让渡部分权利形成权力并赋予国家组织来维护保障权利实现的基本秩序。

可见，即时强制不仅限于规制性强制，也包括有保护性、救助性功能的服务性强制。本文主要使用模式分析方法，将行政强制措施视为一种复杂社会现象加以抽象，在此基础上构建概念模型，作为认识和规范行政强制措施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工具。

二是认为即时强制是与行政强制措施相并列的一种行政行为。首先，一般强制以有限的行政权为依托，而即时强制则以扩张的行政权为依托。

由于直接强制中直接一词极易混淆，德国学者托玛建议以即时强制一词指称无须行政处分并履行法定告诫程序之直接强制这种行政强制行为，而后德国学者佛莱纳又把即时强制这一表述收入其名著《德国行政法之制度》中。[7]一是认为即时强制等同于行政强制措施。紧急状态作为对社会状态的一种客观描述，意指社会秩序已被破坏或正遭受严重威胁的社会无序的非正常状态。【参考文献】{1}余凌云．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0. {2}杨震．法价值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74. {3}[美]巴里·齐格尔曼，等．微生物简史[M]．武庆洁，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60. {4}Cecil T. Carr, Crisis Legislation in Great Britain, Columbia law Review, XI(1940). 1324. {5}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479. {6}戚建刚．法治国家架构下的行政紧急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5- 80. {7}叶必丰，何琳．行政即时强制界说[J].求实学刊．2000(1).68-73. {8}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04,495. {9}[德]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张乃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25. {10}[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81. {11}[日]佐藤功．现代行政法[M]．刘庆林，张光博，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1. {12}[美]P.诺内特，P．赛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一迈向回应型法[M]．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73. {13}[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

[9]这些条款规定公安民警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当场立刻适用的强制措施，包括：强行带离。2．行政强制执行说，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就是行政强制执行，如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包括直接、间接强制措施，换言之，行政强制措施就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因此，与一般强制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不同，即时强制具有暂时性和短效性特征，当紧急状态结束，社会秩序恢复时，即时强制也就失去实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见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8]这些条款规定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情况时可以采取包括救助、控制、保障、保护、征用、要求提供服务等应急强制措施。见范杨：《行政法总论》，邹荣校勘，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197页。

这是已被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摘要】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社会状态分为正常状态和紧急状态，行政强制措施也对应表现为社会正常状态下的一般强制模式和社会紧急状态下的即时强制模式，这两种模式在目的价值、适用条件、结构、功能以及受规则和程序控制的程度和方式上均有较大差异，在立法上应分别予以规范。自欧洲启蒙运动时起，权利成为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权利在内的人类基本权利，并认为这些基本权利既非源自法律，更非授自国家，而是先于法律、国家存在的天赋权利，为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人们达成契约。新闻、通讯、邮政、电信管制。

石启龙，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讲师。对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即时强制模式，应由特别法或一般法中的特别条款所构建的紧急状态下的法律体系来规制，将其纳入紧急状态下的法治秩序中，确保无论在何种社会状态下，行政强制措施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自身价值，又能在宪政的框架内，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2}故紧急状态表现为社会进程中的不连续性、不确定性和无规则性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关系的非制度化和非规范化，这不仅会严重损害个人利益，也会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危及人类生存，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但在196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泰利诉俄亥俄一案中，警察看到一个人在街上边走边向一家商店里看，走过去后又回头走，还是往这家商店看，然后再走过去跟另一个人窃窃私语，于是另一个人也来回往这家商店看。

即便在学界，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也存在争议，[1]其争论往往因不在同一话语平台进行而无法对话。{19}所以，当出现紧急状态时，暂时性迅速集中社会资源，特别是权力资源，以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便是对个人权利最好的保护方式。